中东乱局背后是文明的断层

近日，中东突现惊变。

卡塔尔在两天之内被沙特、巴林、埃及、阿联酋、也门、马尔代夫等八个国家相继“拉黑”——断交；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合会也将卡塔尔“移出群聊”——开除。

原因是卡塔尔领导人公开力挺伊朗（“阿拉伯国家的世敌”），认为“不应对伊朗怀有敌意”，某种程度上与特朗普此次中东之行提出的有意孤立伊朗政策“唱反调”，这在阿拉伯兄弟们看来是绝对“政治不正确的”，有支持恐怖主义之嫌，从而引发海合会其他国家强烈不满。

尽管卡塔尔做出相应“抗辩”，但海湾地区内部分歧甚至分裂态势已呼之欲出。

实际上，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地缘政治就处于不断的裂变之中。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已成为中东的断裂带，叙利亚和伊拉克更是沦为失败国家。

土耳其、伊朗和沙特则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土耳其的政策虽时有变化，但是土耳其、伊朗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还搞出了一个阿斯塔纳对话。

尤其是沙特，特朗普将上任后的出访首秀献给了它。

美国向沙特大规模“开放”军售，达成110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单，还将在今后10年完成总价值3500亿美元的防务合作协议，特朗普还“屈尊”与中东土豪尬舞，而沙特为接待特朗普不惜耗费7000万美元巨资。

这次美国与沙特相互给足了面子，有美国“加持”，沙特在中东地位几乎稳不可摧。

反观伊朗，自从伊朗霍梅尼革命推翻了亲美政权以后，伊朗政府就是美国的眼中钉，更是沙特、阿联酋、阿曼等王权国家和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眼中钉，宗教分歧以及中东霸主地位争夺，让伊朗与沙特专注斗争三十年，加之美国从中搅局操弄，两国关系前景极为脆弱堪忧。

因此，对于夹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卡塔尔而言，虽资源丰富，是个货真价实的“富豪国家”。

在世界舞台也是个活跃分子，如举办多哈亚运会，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2022年还有多哈世界杯，但地缘与疆域再次验证了“小国无外交”这一定理，其被断交遭遇正进一步说明了中东面临深层次的裂变。

卡塔尔从南到北全长160公里，自东向西宽80公里，面积仅相当于1.75个上海市。

卡塔尔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20亿吨，居世界第13位；天然气储量25.7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

中东本就是个“火药桶”，具体而言，七大基本矛盾导致了中东乱局：

一、中东依靠石油崛起后形成的巨大落差。

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中东依靠着“真主的恩赐”一夜之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但地区内部的两极分化反而愈发严重。

产油国与非产油国、富油国与贫油国、上层统治者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石油的进出流动不断扩大。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巨大落差，自然就成为地区动荡的重要推手。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占人口总数1/ 4的农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

二、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新仇旧恨。

虽然同属于伊斯兰教，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恩怨由来已久，只不过过去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后，谁是合法继承人这一历史问题上，而如今的仇恨则源于世俗化社会与原教旨国家的巨大理念冲突。

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如今很多已经高度世俗化，虽未政教分离但社会生活受清规戒律的束缚越来越少，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却认为世俗政权并不能实现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正义。

尤其是中东持续多年的战争，更让这些国家的领袖把本国的道德滑坡、社会撕裂、恐怖仇杀等统统都归因于世俗观念和体制。

两大教派持续多年的明争暗斗其实都是世俗化与原教旨矛盾的投射。

三、海湾国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疏离。

海湾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石油可采资源量，约占全球的40%，是第二、第三的伊朗与伊拉克总和的2倍。石油带来的巨大经济优势使这些巨富型小国与中东其他国家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依附与被依附关系。

但由于海湾国家先天缺陷明显（军事实力孱弱、经济结构单一、政体落后、小国寡民等）难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地区力量，最终不得不抛弃周边的伙伴，完全倒向美国这样的强国寻求庇护，从而引发中东其他国家的反感与对抗。

四、什叶派国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隔阂。

什叶派人口在穆斯林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一般估计只占10%），且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三国。

其历史上被主流的逊尼派所压迫排斥，如今又被认为是“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早已造成什叶派国家在情感上与其他中东国家的隔阂。

而伴随伊朗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什叶派国家希望获得外界承认“正当国家”的渴望与日俱增，与那些试图否定其存在合理性的中东国家自然冲突连连。

五、英美两代殖民与中东剧变的不协调。

从根源来看，中东剧变的发生是社会“疑难杂症”长期积累的结果，涉及若干结构性问题（如政治强权、经济脆弱、外交孤立等），要想摆脱困境则必须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经济路线进行全面改革。

但无论是一战后英国对于中东的第一代殖民统治（以粗暴的原材料的掠夺与工业品倾销为特征），还是二战后美国“狡猾”的二代殖民政策（以扶持代理人方式实现间接统治，通过控制定价、金融运作获得石油利益，推动新自由主义剪除异己等），都将利益集中到了少数国家与少数人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中东动荡的可能。

殖民政策与中东现实的不协调显然也是如今乱局的推手。

六、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错位。

中东国家并没有经历过“农业经济——工业经济——IT经济”等阶段的自然演进，其经济偶然性的爆发完全依靠外部的石油需求。

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战乱动荡，本质是游牧文明突然被滚滚石油洪流推入工业经济+市场经济+世界贸易的大漩涡之中，因其文明的隔代性断层，导致的冲突，其产业断层的广度与深度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从游牧文明跑步进入金融文明、信息文明，完全靠资源或者体验经济并不足以填补文明进程及游牧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巨大裂谷。

七、中东传统体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悖论。

清真寺宣礼塔的高音喇叭，与商住楼顶上的卫星天线，传递出这传统与现代两个世界矛盾相悖的信息。

一面是急速市场化、资本化后与世界市场的紧密交织，一面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下民粹抬头；

一面是享乐至上的穷奢极欲，一面是清规戒律下的清心寡欲；

一面充分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一面固守着相当严苛且相对落后于时代的宗教传统。

世界上或许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可以分裂到如此地步。

鉴于上述内生、外在矛盾，中东的动荡绝非自身所能左右。

中东各国的危机其实是周边几大版块文明（欧洲、亚洲、北美）不断碰撞的必然结果，中东的悲剧在于其恰巧处于各大板块边缘的断裂带、能量释放带上。

因此，中东的动荡甚至战争其实就像喷涌的岩浆，它只是地壳运动的副产品，几乎是一种历史宿命。而此次中东惊变，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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